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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三杰与革命导师李大钊、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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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网 发表于 2016-9-9 11:1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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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28日,从北京传来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在兰州的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失声痛哭,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中共甘肃特支在兰州、临洮隆重召开的追悼大会。在兰州东教场举行的追悼会上,张一悟亲自起草并朗读了悼词,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为党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同时也揭露了北洋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列强镇压革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他们的暴行表示了极大地愤慨。他号召特支的全体成员,要学习和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张亚衡、丁益三也专门写了纪念性文章,追忆了与先生的美好交往和谆谆教诲。李大钊先生不仅是革命的导师,而且是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丁益三,191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张一悟、张亚衡,191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班。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情激愤,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5月4日下午,北京、清华等大中院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然后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等甘肃籍旅京学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竟视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无理取闹,紧急调动军警,逮捕了31名学生和1名市民。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此后,长沙、天津、济南、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

  自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北京以来,全国各省都发了通电,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唯独没有甘肃的消息。5月6日,在京的甘肃榆中籍青年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看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没有甘肃的消息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甘肃地方偏僻,通讯落后,广大有识之士还不知其内情;二是甘肃的人还没有觉醒,没有认识到二十一条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办两件事,一是给家乡的亲友、同学写信,把五四运动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发生在北京的这一重大事件;二是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给段祺瑞政府写一封请愿书,表示甘肃人民反对巴黎和会和二十一条的决心。”张一悟向张亚衡、丁益三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二人一致表示同意张一悟的意见。随后,由张一悟执笔草拟了请愿书,三人一起反复进行了推敲修改,确定了请愿书的正式稿件,由丁益三誊写了一份,作为第二天去段祺瑞官邸递交的书面材料。在写好了请愿书后,他们三人抓紧时间给家乡的亲友、同学写信,告诉五四运动的情况。

  5月7日天还没有完全亮,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就出发,按照事先了解的情况直奔段祺瑞官邸。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城加强了警戒,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许多便衣暗探,盘查来往的行人,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张一悟他们三人怀着正义之心,通过一道道岗哨的阻拦,来到段祺瑞官邸门前,自称甘肃代表,当面向段祺瑞递交请愿书。门卫说段祺瑞不见任何人,叫他们回去,或者把请愿书交他们转递。张一悟他们态度坚决,不见段祺瑞不交请愿书,今日不见,我们坐在门前等明日,明日不见等后天。门卫见这三个年青下了死决心,只好向内禀报。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位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自称段祺瑞的秘书,叫他们放下请愿书,由其转递。张一悟等人仍不交,决心要见段祺瑞。眼看快到天黑了,三个年青人仍然呆在门口不走。段棋瑞只好答应接见,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搜查后,才把他们带到段祺瑞面前。

  张一悟他们进去后,秘书让他们三人坐在距段祺瑞有十几米的椅子上,段祺瑞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们是甘肃的?” 他们三人同时答道:“是的。”段祺瑞又问:“你们来北京作什么?”“读书。”三人同时回答。“既然是学生,不好好读书,胡闹什么?”“总理阁下,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不是胡闹,是尽一个炎黄子孙的良心和义务!”张一悟说。“好啦好啦,把你们的请愿书放下,政府会认真处理的。还有什么事嘛,没有就行了,我还很忙,请回吧。”段祺瑞便匆匆收场,让秘书送客。

  他们把请愿书送到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接过去后,随便看了一眼,便放在桌上,起身离开。他们在秘书的催促下,走出官邸大门。

  出来后,三个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天已经黑了,回学校不可能,他们便去吴公祠,向甘肃老乡说了他们向段祺瑞递交请愿书的情况。甘肃老乡听后都很赞赏,有的称他们是英雄好汉,有的称他们为国家栋梁。事后,他们三人被在京的甘肃籍学生称为“榆中三杰”,逐渐在北京和甘肃兰州等地传开。

  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代表甘肃学子向段祺瑞政府上书以后,他们三人被视为危险分子,在北京随时有被逮捕或杀害的可能。此时的他们三人找了李大钊先生,经李大钊先生推荐,已经修完学业的丁益三去日本继续深造,上预科的张一悟、张亚衡去武昌读书。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在北京创建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任书记。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5年10月,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北方区委书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多方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开展推翻北京军阀政府的斗争,组织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4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张一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期间偶然的一个机会结识了革命导师李大钊。在学习中,他不懂的一些道理主动向李大钊请教,在交谈过程中,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深受李大钊的赏识。李大钊积极地教育引导张一悟等青年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在此期间,张一悟把同乡张亚衡、丁益三陆续介绍给李大钊。在李大钊的教诲下,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如饥似渴地阅读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向导》等进步刊物,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迪。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革命道理,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心里种下了投身革命事业的种子。同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革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完成,要挽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必许唤醒广大国民的意识。

  张一悟、张亚衡二人到武汉不久以后,考入了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张一悟在教育系,张亚衡在生物系。从此,他们二人又开始了在国立武昌高师的读书生涯。

  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销售马列书籍或进步书刊。张一悟、张亚衡经常去书社阅读或购买马列书籍,渐渐地与书社的老板恽代英熟识了,他们偶尔谈一些有关当时中国时局的话题或个人的经历,当他们了解到双方都有从事过学生运动的经历以后,拉近了他们的感情。恽代英把张一悟、张亚衡视为自己的同志,张一悟、张亚衡把恽代英当做他们的老师。张一悟、张亚衡二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恽代英请教,恽代英耐心细致地给予他们解答。这样一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在恽代英的指导下,张一悟和张亚衡认真阅读了不少马列书籍。尤其是读了《列宁传》、《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大众资本论》等书籍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逐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并且张一悟正式改名“一悟”,以示对革命人生的崭新觉悟。

  张一悟、张亚衡到了武昌以后,继续与日本留学的丁益三保持联系,把他们在武昌高师学习的一些情况告诉丁益三,也把他们交的一些朋友介绍给丁益三,其中就有恽代英。丁益三告诉了他在日本学习的一些情况,特别提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兴办实业,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也想着回国以后,在自己的家乡兴办实业,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

  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原籍江苏武进人,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

  1923年1月,李大钊抵武汉之际,与恽代英商定,同意张一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并鼓励他回甘肃传播马列主义。同年,张一悟按照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的派遣回到甘肃,先后在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传播马列主义。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张一悟入党。张亚衡随着张一悟于1923年回到甘肃,协助张一悟在兰州、武威、张掖、西宁等地传播马列主义,并于1924年经张一悟介绍入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丁益三,1923年在兰州东岗镇创办了罐头加工厂。在搞好的罐头生产的同时,他积极投身于果树的改良和选育,教农民嫁接果树,扩大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并受当时省政府主席陆洪涛的邀请担任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一职。

  1925年底,张一悟与宣侠父、钱崝泉创建了中共甘肃特支,并任书记。在张一悟的领导下,特支进行了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帮助国民党整理党务、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反抗军阀欺压斗争、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斗争等工作,使甘肃的革命斗争走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时期,大大推动了甘肃人民革命斗争的前进步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郁芬在甘肃“清党”,张一悟冒着生命危险及时组织疏散了兰州的党员,为党保存了力量。张亚衡在“特支”的领导下,协助张一悟办了民众夜校和甘肃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向民众和青年们进行文化教育和“新三民主义”的宣传。他还积极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求援的活动,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同时,在军队、学生、工、农、商各界民众中展开了宣传、组织工作。他们还通过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及进步青年,向国民党省党部内的右派分子田昆山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丁益三,1926年先加入国民党,尔后由张一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丁益三参加了甘肃特支领导下的皖江会馆斗争,与宣侠父、钱崝泉等人一起揭露国民党右派田昆山的种种罪行,得到了与会的两百多人一致拥护,同意对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取得了皖江会馆斗争的胜利。他被选为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9个执行委员之一。他充分发挥其能写会唱的特长,积极宣传以“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后又成为王孝锡、胡廷珍建立的“青年社”第一批社员。丁益三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以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为集合地点,以兰州一中校刊为阵地,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还热情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帮助藏族同胞学习汉文、汉语,对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已经暴露身份的张一悟、张亚衡离开甘肃去陕西,没有暴露身份的丁益三继续在兰州坚持革命斗争。到了陕西以后,张一悟先后任华县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三原县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1929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张亚衡参加了渭华起义。

  (作者:沈明江 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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